9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委托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编制的《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中对工程的介绍。

　　东深工程的通水让深圳搭上了区域配水的便车，首先给予了深圳向区域要水的通路★■。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将深圳的工业★★、城市发展带入快速增长阶段，用水需求和供水之间的不平衡很快得以暴露★◆◆。作为经济特区，即以拉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目标的国家飞地，与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也因此具有更大与国家和多级地方政府谈判的能力，东深工程对深圳输水量实现快速增长★■■■◆，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末期之后起到了巨大作用（图7）。

　　从空间结果看区域统筹的另一方面◆■，是人工设施改变了区域环境责任和风险的分布。为了保障受水城市的用水质量，水资源调配的上游、沿线地区需落实更为严格的污水处理、生产限制16；而在应急情况若优先保证工程，也可能会致使取水点的下游地区供水量减少、保证率降低17◆■，而如中山、珠海等临接河口的地区■★◆★■，面对咸潮的风险也可能增加18■◆■。相反，深圳由于高度依赖区域水资源◆★◆■，本地水源保护的责任减少◆◆■，具体为降低部分水库的保护等级、缩小水源保护地面积，转而释放土地资源19◆★■■。

　　10 见《深圳水战略研究报告》（2005年编制）、《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深圳自主寻求水资源，并以水利基础设施作为载体所促成的水转移■◆■★，导向了东江水资源向沿海城市集中■★★。从空间上★■，上一阶段深圳的区域资源联系限制在东江流域范围内；区域性行政管理机构，包括广东省政府★★、珠江流域管理处，仅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审批权★■◆★◆。真正从东江走向珠江全流域，从水工程建设走向多主体、多目标的区域规划统筹治理模式★◆，则发生在省一级区域行政主体积极介入水治理之后。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环境议题进一步促使水治理尺度发生变化。

　　1990年代后，东江水成为深圳超八成的淡水水源■★■。这一过程是通过深圳与地方政府间的协商和深圳向国家和省级政府争取两种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珠三角到大湾区◆■◆■★◆，水是其中塑造和再塑造“城市-区域关系”的核心自然资源要素■■★★，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和人工景观要素。历史上■★◆，珠三角地区被江河入海带动泥沙淤积◆◆◆，及人工筑围、堆填改变陆海界面等水陆互搏过程所深刻影响。在当代★★，东江、西江水系，与复杂的人工调水基础设施，支撑了连绵城镇化发展，形成了此地从“网络式的、容易变动◆◆★■、充满竞争的城镇体系”，到 ◆★■◆◆“去边界化显著”的大湾区格局。

　　[4] 徐旅尊. 明至民国时期珠江三角洲的陂塘、环境与社会[D/OL]. 华南农业大学, 2023.

　　5 说明：惠阳市当时为惠州市下辖的县级市，现为下辖区■■★◆■；“低息”指比当时市利率低2%★■。信息来源：深圳市水务局工程师访谈，访谈时间：2023年10月17日■◆★。

　　与中国其他连绵城市群和三角洲地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表现出多中心、网络式■◆★★■◆、容易变动、充满竞争的区域结构。从“粤江平原”到“珠江三角洲”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其称谓本身的变化反映了对这一区域从科学认识到政策行为的变化■★◆◆★，印刻着大规模的环境变迁、土地使用方式变化◆◆★★◆、大型水利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填海造地、以及快速而剧烈的城镇化进程。尤其是1960年以来，大湾区发展加速，成为人口稠密■◆★★、农渔业繁荣、工商业发达、区域联系紧密■■■，乃至跨境连绵的巨型城市区域。

　　受自然地理和气候等条件影响，深圳作为一个特区城市在大湾区的崛起中，始终面临水资源匮乏与快速城市化发展的矛盾。为化解这种矛盾，深圳经历了从地方间协商到区域统筹以调取水资源的不同阶段，发生了与国家◆★◆◆、省、其他地市和香港等多尺度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本文基于地方档案文献、访谈和历史地图图形分析，回溯深圳地区从宝安县到经济特区、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水资源获取及其规划■◆◆■，探讨水资源跨区转移如何从水循环、社会经济、政治和城市建设等方面重新定义深圳的 “城市-区域关系”。文章发现，深圳在愈来愈依赖区域水资源供给的过程中★■◆★，增强了与区域的一体化进程，增强了与地方和省政府间的协商能力，在不断变化的城镇网络等级序列中贡献了不平等的生态影响，并开始尝试作出生态补偿★★◆。文章关注城市与区域环境的互动过程，为城市-区域关系研究引入水资源要素的新视角，并对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区域资源分配■◆■■★■、环境变迁◆■■■◆■、多尺度治理主体互动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和认识◆■◆★。

　　深圳水库建成之后，尽管三年自然灾害刚过的中国资源极度紧张★■★◆，其大坝上特意建设了中式园林景区，便于接待香港人士参观（图5）。1964年，香港与广东省签订更大规模的供水协议★■■，同年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以下简称“东深工程”）开工，进一步强化了基于水资源跨境转移构建的“国家-香港”联系★■★■★◆。东深工程取水自东江，供给东莞、深圳与香港三地。东江发源于江西省，进入广东省东部后依次流经河源市、惠州市、东莞市，并汇入珠江河口。东深工程的取水口设在东莞市境内，水通过水渠、管道★■★、经由水库串接，一路南下，抵达香港。

　　深圳参与区域资源调配的能力并不仅仅是通过经济特区地位的国家赋予而获得的，也有赖于水资源交易谈判过程中的经济支付能力。从其他地方主体对深圳的态度转变中可以管窥一二。1980年东深工程扩建时，工程为深圳最多供水1★★■◆■★.8亿吨◆■，国家对新成立的深圳特区提出的额外0.3亿吨用水缺口不予以满足，而同期对香港的供水总量达到近7亿吨 ，可见特区与香港的用水地位悬殊■★。进入1990年代，深圳在用水极度紧张的背景下与河源市谈妥了供水事项，却遭到广东省否决洲[24]■★。与地方之间★■，在1993年，时任深圳市长厉有为曾带队前往东莞市商谈■■◆，希望从东江流经的东莞市企石镇引水[24]。在协商中■★★◆■◆，东莞市提出的征地、基础设施建设补偿费用价格深圳无法接受◆■★■★，资源交换未能达成★■★◆■。城市居民的水价也反映了深圳在区域资源调配中的经济付出。表1比较了深圳、广州、东莞在2000年和现行的水价标准，深圳的价格水平高于省内其他城市★◆★■★，反映了深圳获取水资源的高成本，不论其渠道是与地方达成协议■◆■，亦或是通过国家调水工程。

　　在深圳成为特区后◆◆★，快速城市化进程促进深圳在供水问题上与腹地连接——深圳通过与周围城市★■◆■、省、国家进行各类水交易，以支撑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提升了治理能力和区域谈判能力，形成关联网络。

　　12《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在远期考虑适时建设◆◆★★，力争2020年市外年引水量达到19.9亿立方米★■★★■◆，其中新增引水量达到4★◆.0亿立方米以上◆■★■★。

　　17 来源：《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报批稿）》★◆◆，2017年4月◆◆，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研究院）编。

　　数据来源：深圳数据来源深圳环境水务集团■◆；东莞数据来源东莞市水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广州数据来源广州市人民政府。7

　　[7] 徐旅尊. 明至民国时期珠江三角洲的陂塘◆◆★■■◆、环境与社会[D/OL]. 华南农业大学, 2023.

　　1 化学风化作用是指地表或接近地表条件下，岩石★◆◆、矿物在原地发生化学变化并产生新矿物的过程■■◆◆。

　　大湾区的城镇化发展是高度人工干预、而非“自然”发展的结果。空间规划及相关政策重塑着这个区域的发展机遇和资源。在水资源方面，这一区域存在着海洋资源与淡水资源的错位■◆：深入内陆的西江水系淡水丰富能够支撑农业和高密度人口增长，偏东南绵长的海岸线提供了现代化天然良港和世界贸易区位；在治理主体和分区上■◆■■■■，特别行政区（或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前租借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从副省级到地级■■■◆◆◆、县级、镇级的各级城市区域，分而治之，形成了不断变化的、不同等级与尺度共存的网格状非均质空间结构◆◆■。

　　（Annual Report）》、历版《深圳市水资源公报》数据整理绘制。

　　水治理关注城市水资源的获取★★■■◆、分配■★★★、开发利用★■、保护，涉及权力与权利关系★■，与国家体制及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社会治理属性；另一方面◆★，水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是重要的环境和人居科学问题◆★；并且，水治理落脚于水基础设施★★，具有空间和区位属性，是工程和城市与区域规划工作的基础对象■★◆■。更为特殊的是，水治理呈现地理空间上的跨区域性、组织制度上的多层级性以及管理单位上的跨部门性等多尺度特征和多学科属性[10]。因此，从水资源治理的视角能够考察深圳如何与区域互动乃至深度结合的过程与结果。然而，在过去深圳与区域关系的讨论中，水，或者其他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在区域科学研究中，城市-区域关系讨论“城市◆◆★”和■■◆★■◆“区域”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对象；两者之间有丰富的要素流动◆◆■★，例如人、贸易、资本■◆★★★、服务、环境资源◆★★■★、污染物等等[11,12]。聚焦水的治理◆★■◆★，除了区域向城市供给水资源■■、城市以资本返还等要素的流动，其背后还涉及多尺度政府间、或与其他多元主体间合作开发、资源竞争的过程中◆■★■★◆，相互博弈或协作问题[13-17]。深圳在今天的历史书写中致力于打破从◆◆★“边陲小渔村”转变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传统讲述方式，试图强调其历史上的战略位置；另一方面，深圳也长期被视为国家治理的“飞地”—邓公在“南海边上画的一个圈”--一个从治理关系和社会文化距离上更接近北京而非广东省的“特区◆■■■”。以水治理的新视角再审视深圳与大湾区的相互塑造过程◆■◆◆◆，探究空间资源规划对区域结构的影响■★◆，有助于提供对这一城市区域发展历程更为多样化和深入的理解，并对未来面临气候变化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蓄水是一种竖向的、本地化的淡水利用方式，但“十大水库”中的深圳水库是一个特例——据1959年国庆编印的《深圳水库工程简介》，深圳水库的建设主要是为供水香港：“深圳水库係供水灌溉、发电防洪的综合利用工程，其中以对港九及深圳的供水为主■◆■，灌溉次之；并结合发电防洪……■◆■★”。蓄水地与服务地发生转移，是由深圳作为毗邻香港的前沿哨所地位所决定的。依据地理邻近性，深圳改造自然地理格局■★■■■，形成新的蓄水空间◆◆★■◆，迁徙水库移民，将人工蓄水以支撑性资源形式供给香港（图3）。

　　在这一阶段◆◆■★，国家赋予深圳经济特区特殊地位，而深圳在与周边城镇◆★、城市区域、省级政府进行区域水资源调配协商时，其经济能力增长对谈判能力具有更显著的贡献。深圳通过将城市发展的命脉建立在区域资源供给的基础上◆◆★■◆★，与周边腹地建立更紧密的资源要素和经济联系——区域中的城市网络逐步形成。

　　15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经国务院批复。

　　13 如《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2012）》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生产、生态用水的需求增加，……■◆★，既要节约◆◆◆、保护和科学配置水资源，又要恢复并扩大河流、湖泊、湿地、森林等水源涵养的空间”。

　　2 如1964年1月，英文虎报 (H.K.Standard)曾对香港政府官员受广东省政府邀请，前往讨论供水事项进行报道。时任工务署水务部门负责人莫觐（Morgan）先生表示◆★，这次离港的时长不定，直到他们完成任务为止。报道以“从广东（调入）更多？（More from Canton?）”为题，表示出对从广东省获取更多水资源这项计划的不确定与迟疑，尽管当时香港仍在采用制水政策。而在东深工程运行后，进入70年代，报道中出现更多积极、争取、渴望的态度，在该阶段，水之于香港发展的重要性已然超越之前的政治担忧■★■◆。1972年11月★■★★，香港工务司署署长表示，香港如今不得不（has to）依赖从深圳送来的水资源，标题也表述为了“香港需要所有中国送来的水（HK needs all water China sends）”。

　　粤港澳大湾区自1950年代起，尤其是80年代以来，城镇空间重心从西向东、从沿江到沿海转移，珠江流域水资源也在人工干预下实现了同样的空间转移，共同构筑水陆变迁（图10）★★。本文基于历史资料◆■，总结了深圳在区域中角色的三重演变及其与国家、区域、地方多尺度发生的互动（图11）。文章剖析了促成各阶段性特征的动因：水资源要素的物质流动及其牵连出的资本的流动，以及与这两者互动的多空间尺度治理。市政需求和政治目标催生国家-香港尺度■◆★，特区通过水工程向区域链接■★◆◆，环境治理★★■、生态建设等议题又将尺度拓展到区域，区域由“充满竞争”走向“去边界化明显”★■■■◆■，空间网络关系不断变化。

　　在以水治理为基础的“国家-香港”关系建构中，深圳的飞地作用显著■■★★★■。在区域水资源调配中深圳水库作为水进入香港前的最后一站■■■■★，被指定为供水工程的“交水点”★■■，需要与港方接收站核对水量、水质，承担重要的日常运行管理工作。以水为媒介，深圳建立了与香港的物质联系，并进一步连接内陆的东江流域腹地★■◆■★。在政治关系中，水的力量强化了★★◆■“香港-内地”的关联★★，是三角洲开始向大湾区拓展的起点★◆◆■◆★。

　　东深工程前期的谋划◆■、设计★★、建设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工程建成后，深圳借由工程的便利，开始主动争取区域淡水资源★■■★■，开拓其与东江流域更紧密、直接的联系。

　　7 注，今年4月★★■★◆，广州曾就上调水价的事项召开听证会★■★，提出两个讨论方案，第一级价格分别为2.60元/m3和2.46元/m3。深圳采用全市统一水价，广州、东莞在市内有价格标准差异◆★◆。

　　18 与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程师访谈◆★， 2024年8月3日于深圳。

　　东深工程是国家与香港■◆■■★“双向奔赴”的结果。一边，工程的初期由国家投资、委派广东省建设[20]★■◆★，以★■◆■■“生命水、政治水、经济水”方面为考量，如周恩来所言◆★“该工程关系到港九三百万同胞，应从政治上看问题”，在支撑香港市民生活生产的同时，实现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以此重塑“中国-港英政府”之间的关系。

　　本文基于档案文献、访谈和图形研究，将时间聚焦于1950年代之后近70余年城市■■◆、区域与水的关系。根据关系特征，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阶段性特征、各阶段之间转变的动因两方面加以阐述。

　　2024年初通水的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简称“珠三角工程■◆★◆★★”）是大湾区区域统筹的标志之一。珠三角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由广东省负责组织实施；工程从佛山境内的西江取水★★◆◆◆，沿路供给广州南沙新区◆★★◆★■、东莞，最终到达深圳。深圳是最主要的收益方★★◆★◆◆：三地2040年设计供水量分别为5.31★■、3.3、8◆◆★★★■.47亿立方米★■■★。

　　14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完善水利设施，加强饮用水源地和备用水源地的安全”◆◆★；在工程层面上◆★■■，生态目的是官方对珠三角工程项目论证时所使用的表述之一，除了使深圳、东莞、南沙新区改变过去单一取水源的格局，也能够“适当改善东江下游河道枯水期生态环境 ”■★■■。来源：《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报批稿）》，2017年4月，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研究院）编。

　　来源★◆■■：根据《珠三角地区水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2020-2025年)》现状图改绘

　　第一种路径基于深圳与邻市惠阳（今惠州市）的协商，建成东部供水工程(图8)★◆◆★■★。该工程取水东江，但取水口设在惠州市境内★■◆◆■，由封闭的供水管穿越惠州、进入深圳境内★★，交汇于深圳东北部的獭湖泵站（松子坑水库周边）3■★★★◆★。工程于1991年提出方案◆★★◆、1996年开工建设◆★■★■，分两期于2010年完工■◆◆，达到对深圳每年的供水量超8亿立方米4◆★◆。基于互惠协议■◆■◆◆◆，深圳向惠阳市支付一次性水资源费，提供1◆◆.3亿元低息贷款用于其引水及自来水公司建设，并根据每年取水量及相应耗电量支付水电费。对于惠阳来说，获取了城市建设的资金、多余的水电能得到收益5。深圳还曾分别于1992年、1995年与东莞和河源进行输水协商，但未达成协议。

　　珠三角工程的实现是◆★■★◆“区域主导、城市积极配合◆■”的结果◆■★■◆。1995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专家组对深圳发展规划提出的建议中，已提出★■★“从西江调水东岸”[25,26]的设想。2005年，据报导，广东省正式提出西江引水战略8；2007年初，广东省“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对◆■“西水东调”进行战略研究；2010年前后编制的《珠江流域综合规划 (2012-2030)》正式明确工程建设计划9，并被纳入系列国家规划、建设目录中。

　　11《深圳水战略研究报告》提供的可选方案：（1）西江——广州市替代水方案：从西江思贤窖提水入北江，再从北江取水供应至广州■★◆，解决广州供水，从而替换广州在东江流域的5.8亿立方米水取水量给深圳市◆★★◆■。（2）西江——东江调水方案：从长远需水量和东江◆★■◆、北江下游压咸，航运等对水量的要求考虑■■★★，从西江引至北江，再由北江引至东江下流，该方案引水量不受东江流域内及周边的现有取水权和供水方案的约束◆★★■◆，是广东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先选项◆★■◆★★。（3）西江——深圳引水方案：只考虑深圳市及周边城市用水量的增长情况◆◆★★，考虑从西江直接引水。

　　然而，作为香港的资源腹地，深港供水之间并不是直接的交换关系——深圳被动纳入内地与香港联系，被安排参与区域水资源的调配，成为一块国家外派服务香港的◆★■■★“飞地 ”（图4）。深圳水库于1959年11月开工，次年3月竣工◆★，背景是当时被殖民统治的香港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用水紧张的需求：即便香港自19世纪中期已开始并持续建设水库，但面对不断涌入的人口仍然无法满足持续增长需求[22,23]◆◆◆■。1959年9月，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宝安县进行深圳水库建设。建设期间，广东省委陶铸向香港人士几次表示■■，“深圳水库建成后，除为了防洪发电外★◆，如果香港同胞需要，可以引水供应香港同胞★■■★■◆，帮助解决部分水荒问题。” 1960年11月★■，宝安县与香港签订跨境供水协议。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陶铸家中听取广东省水利水电厅厅长刘兆伦关于石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汇报■■，并对交易水价作出具体指示■■：■◆◆■★◆“工程建好后，采取收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设投资费用◆■◆。水资应该实行经济核算，每一吨收一角钱（人民币），可定下来，不要讨价还价”★■■。国家领导亲自定价，体现了深圳水库建设是国家的水治理项目。

　　说明：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郭磊贤博士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历史上的深圳地区并非淡水与陆地交互的热点：深圳不属于地貌意义上的东江三角洲的范围。[18]从成沙过程（图1）★◆■、人工湿地建设（图2） 的分布看，均呈现了西边活跃、东南部沉寂的格局。在“傍水而居”的时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亦如此。相对匮乏的淡水资源供应，使深圳地区较早开始使用人工手段提升本地产水能力，支撑用水需求■■★★。在1950年代以前，宝安县的农田用水依靠自然降水或龙骨水车提水■★◆，伴有小型水陂水圳；1950年代起■◆■◆★，尤其是在和“水主火辅”的电力开发策略引导中[19]，宝安县着手建设大规模蓄水设施◆★★◆◆，用于农业灌溉■◆■■◆、发电等用途。如1950年第一座田祖上水库、1956年第一座中型水库—铁岗水库◆★■■◆，以及1959年起修建的■★◆◆★“十大水库★◆”[20]。

　　6 《对深圳市政协二届四次会议提案的答复》◆■◆，深圳市水务局，1998年5月18日；来源：深圳档案馆，档号：D1-1998-Y-1411。

　　省一级区域尺度将供水与区域经济发展、污染治理、生态等多层次复杂问题进行综合考虑，这背后也体现出◆■★■★★“超区域”尺度的动力机制◆■■★。一方面体现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向。在区域规划中◆★“水资源平衡◆◆★■”和■◆◆“水安全”两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转变——水资源平衡从资源利用视角的供需平衡演变为生产、生活和生态三方面的协调13；“水安全■■◆”所指从保障城市水资源稳定供给★■◆■◆，扩充到水源本身的质量——从“确保供水安全”，到■■■★★■“水源地的安全”14◆■★■。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区域对国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响应，并以水资源利用的区域统筹◆■★◆，作为响应手段◆■◆◆■。区域规划认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推进城市间的合作15， 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实施西江上游骨干水库和东江三大水库的联合调度”★★◆★，2022 年水利“十四五”规划中的■◆■★◆■“广东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建设★◆”■■★，均体现了以基础设施为物质载体◆■◆◆■，对区域尺度的运行效率、生态效益进行整体考量的过程。

　　深圳在与相邻城市的交易谈判中、省一级区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增强了空间治理的能力、尺度向外延伸◆★◆◆★■；国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区域和地方的指导与掌控能力◆■■★★■。水之于城市和生物生存的重要性、与气候环境现实加剧了深圳城市化发展需求和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加速了上述能力的获取及其争夺。

　　[20] 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管理局.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志[M]. 广州市: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本文选择水作为研究城市-区域关系的要素◆★★■◆★，这种视角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水的不可或缺性；第二是人类干预◆◆★■■★、控制水的技术在研究时段内已经相对成熟；第三是水自成人工与自然的复合系统——本文重点关注被转移的部分地表水，而这部分水与整个东江◆★■★■★、西江水系■★★★，与降雨、地下蓄水、排水系统之间存在完整的循环网络■★■◆◆★。三重特点的叠加赋予了水要素以独特性——它的流动与不稳定促成了多尺度治理主体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的介入◆■★★★◆，通过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将工程导向下的“现代城市功能★◆◆”置于物质空间中◆◆■；最终，工程导向的空间结果——包括区域水资源格局◆◆★★■、城镇格局变迁，以及区域发展机会出现空间差异■■◆■，将无形的权力锚固在特定的物质空间中，以此将水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运作对象和象征。本文通过深圳大湾区关系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从水视角出发，能够进一步认知城市和区域的空间与治理特征。

　　深圳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特区”，经历了超常规的快速城市化，其背后对资源的取用更具特殊性。◆◆■★★“圳”◆◆，从土，从川，意指田间水沟的地形状貌，也表示一种耕田方法[8]。有学者指出“深圳”之名可能始见于明朝[9]◆■■，即表明■◆◆■◆，深圳地区以农业为基础的水陆联系历史悠久。然而★◆■◆■■，深圳与香港类似，傍海却远离大江大河，淡水资源仅来源于降雨和地下，在城市化中，生产任务与生活人口快速增长，使淡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定义了新的水陆困境。为了解脱困境◆★■■◆◆，香港与内陆地区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深圳也是如此，两者都通过跨越行政边界◆■◆★■，通过与不同治理主体的互动，调取区域水资源供给城市，使之成为最主要的淡水来源◆★◆◆★，持续至今■■★■◆。

　　在水资源调配从东江走向全流域◆■◆、水治理事项从单一供水向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等多方向后，广东省等区域治理主体介入统筹。区域规划作为治理工具，被更加广泛的用于水治理事项上，不仅推动工程实现响应城市需求，也成为引领各城市的依据，形成了更为一体化的大湾区区域政策空间。

　　从珠三角到大湾区，水是其中塑造和再造城市-区域关系的核心自然资源要素，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和人工景观。粤港澳大湾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理演变是水陆交互的结果：珠江三角洲的前身是珠江三角湾；珠江水系（包含西江■■★◆★■、北江、东江■◆◆■■、珠江三角洲诸河）所携泥沙向湾内汇聚，以华南海岸地区星罗棋布的台地、山丘为沉积核心逐渐淤积扩展[1,2]■◆■。然而由于泥沙量不多，成洲缓慢，直到宋、元代起★★■★◆◆，居民为了农业生产选择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引起更多土壤流失★◆■◆；为了与疟疾抗争，在洪泛区修建水利工程，一系列人工干预改变了水道形态，加速了泥沙沉积，最终造就三角洲[3]。而该地区的城市化历程也在与海水◆★■、淡水以及水陆的互动过程中有了密切联系。至少从宋代起，人们已开始在此修筑江海堤防★◆、抗御洪水暴潮，保卫农田[4]。19世纪中，香港地区在殖民统治下，开始填海造陆、建设工厂、城镇[5]◆■◆★；非农业用途的填海技术也不断向湾内城市扩散[6]。淡水系统上■■★★，广泛的山地、丘陵在强烈的化学风化1作用下于表面形成不均匀的水塘，蓄积雨水，对灌溉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人们也因此加以效仿，开始修筑蓄水等水利设施[7]■★■■★◆。

　　[25] 广东省计划委员会,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办公室.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

　　另一边，香港从1964年初的“将信将疑”转向70年代的“积极争取”洲2，主动要求增加供水量。香港英文虎报中的标题表述变化表征了香港媒体对国家供水之间态度的转变（图4）◆■◆。到1980年代，东江成为香港最主要的水源（图6），国家-香港以水◆★★■、外汇两种物质紧密联系。

　　深圳飞地的形成首先是跨境基础设施的“关卡”★■，作为边界地区，通过承担管理责任，换取基础设施所输送的部分资源。对港供水的特殊性将工程置于“工程-国家关系”的语境下。国家通过具体的物质资源分配及重塑水的流向★★■★■，来体现国家权力■◆◆■■◆、实现跨境影响。

　　另一方面★■，在省水利厅规划建设东深改造工程（简称“东改■◆★”）时，深圳以为工程提供低息贷款作为“筹码”，与省水利厅谈判★■◆■，希望东改工程进一步增加对深圳的供水量★■■■★。深圳市水务局曾提到6：“目前深圳市与省水利厅已草签了6亿元工程贷款协议★★，正式协议将在深圳市供水水源规划修编报告得出合理成果后签署■◆■。……深圳市作为缺水城市■■■◆，拟在东部供水水源工程和东深供水工程中扩大供水量，必须得到水利厅的支持，市有关部门在争取深圳市合法利益的同时，还需兼顾各方面的关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说明了深圳与省水利部门关于水资源分配的互商过程★◆■。

　　另一方面◆★★★■★，1990年代起■◆■◆■◆，珠三角的环境问题逐渐凸显，正如1996年广东省委书记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协调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及，珠三角发展面临三个重点问题，环境优化问题是其中之一，是★★★“比较紧迫、突出★◆”的一个问题。环境治理开始频频出现在省一级规划政策文件和线年代的规划关注污染治理■◆◆■★，2000年后的规划将水的生态价值纳入考虑。由此可见，区域尺度上的水治理事项内容发生了拓展。水及水环境污染的区域性，促使的另一层城市区域关系逐渐形成■■◆■◆★。深圳作为受水城市之一，同期在城市规划中予以 “积极配合■★”省一级的治理目标10，提出多项选择方案11、深圳测算引水量增量预期12等等。